我从1947年考入北大中文系本科三年级，半个世纪以来基本上都在母校工作。由于我们这一代人都受过“五四”洗礼，因此对辛亥革命之后北大的发展轨迹也并不陌生。近时我常想：百年以来北大的传统学风究竟是什么？作为一名教师，毕生执教治学，肯定要受到母校传统学风的影响；体现在自己的学术研究中，具体影响究竟有哪些方面？这篇小文试图就这两个问题找到初步答案，说错了还要请读者赐予批评。
得风气之先，走在时代潮流的最前端，应该是北大学风最突出的核心部分，这一点可能是今天多数人的共识。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第一任校长严复就是近代史上把西方人文科学基本理论系统引入中国知识界的第一人。还在1919年“五四”运动发生以前，新文学运动、乃至新文化运动已开始由北大人酝酿并提出具体纲领，这完全称得上是得风气之先。“五四”以后，经学方面的疑古学派和史学方面的“古史辨”学派一时蔚为风气，给学术领域以极大震撼。这种疑古学风一直延续到30年代。与此同时，文学上的除旧布新，大量引进西方名著，也奠定了现代文学的坚实基础，这无疑也是北大学风影响下的丰硕成果。
近四分之一世纪以来，有一个比较流行的学术口号，叫作“不破不立”。“破”与“立”原是一件事物的矛盾两个方面。百年来北大的学风，是以“破”为主呢，还是以“立”为主？是先“破”后“立”呢，还是先“立”后“破”呢？
我个人认为，凡主张以“破”为主者，其心目中必已先有所“立”。只有据其所“立”，才能有的放矢地去“破”。具体一点说，严复译《原富》、《群学肄言》、《法意》是“立”，写《辟韩》之类反封建文章是“破”。“五四”时期，提倡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是“立”，反封建、反礼教是“破”。胡适心目中所“立”的是罗素和杜威，李大钊、陈独秀心目中所“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故他们在开始时所“破”的对象看似相同，但不久便看出了他们明显的分歧所在。由于所“立”的据点不同，指导思想不同，其所“破”的对象与效果自然也就出现歧异。有人认为，毛泽东强调“‘破’字当头”，故“破”与“立”二者应以先“破”为主。我说，毛泽东是“立”在马列主义上来“破”非马列主义思想或反马列主义思想的，并非未“立”而先“破”，更不是只“破”不“立”。十年浩劫中打砸抢之徒只“破”不“立”，故其后果乃不堪设想。这个道理本极浅显，无烦絮说。
至于北大的学风，窃以为不在于以“破”或以“立”为主，而在于“立”得牢固与“破”得准确。这是我们传统学风中最值得称道的地方。马寅初先生的人口论，最终经过实践检验，证明了它的正确。从而我们又可以得出另一结论，即如果自己的立足点确实站在真理的一边，“立”于经得起考验的不败之地，那就无妨“宁为玉碎，不为瓦全”，迟早总会得到多数人认同的。近半个世纪以来，马寅老坚持自己人口论的观点而做到了“强哉矫”（《中庸》语），正是北大传统优良学风的具体体现。
我本人是北大培养出来的。半个世纪以来，在不断学习中多少懂得一点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道理，特别是唯物辩证法，在执教和治学中确使我获益良多。如果说我在“立”的方面还有一点信心，足以使我坚定不移，那就是：我相信辩证法这个足以攻克学术堡垒的武器乃是与人类俱生并且与人类共存的，是人类社会向前发展不可须臾背离的一把钥匙。在这一点上，我应承认，确实受到北大传统的先进思潮和优良学风的影响。
此外，我还有一点体会。即当你要“破”某一学说或某一谬论时，你必须先下功夫、花大气力去研究一下你要“破”的对象，切不可掉以轻心，认为对方只不过是“纸老虎”。我们常用“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的话来勉励人们要对彼、己双方都深入了解。我自己也常对学生讲：“要打破框框，必须先知道什么是框框，框框在何处。”这也就是说，我们既要站稳脚跟，找准了安身立命之处；同时还应对外在事物有多方面的了解，不能盲目地一味倡言“破”。因为“立”不牢便容易随波逐流，放浪无归，终于失掉了自己安身立命的据点；盲目地“破”也会造成无的放矢或误伤自己“同一战壕里的战友”而导致不可弥补的损失。这就是我在治学中所坚持走的道路，而这条道路也正是北大百年学风中的精华所在。
作者简介
吴小如，原名吴同宝，1922年9月生，安徽泾县人。1945年先后考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大学，1949年毕业于北大中文系。曾于津沽大学、燕京大学任教，1952年于北大任教至今。现为北大历史系教授，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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